本文由镜相 X 华东师大传播学院合作出品，入选高校激励项目“小行星计划”。
陈尔长了张娃娃脸，剃了个极短的板寸头，只留下一薄层青茬，他半个月前烧柴窑，头发烤焦了，一气之下索性全剔了。27岁的陈尔2018年从意大利那不勒斯美术学院毕业，19年跟着朋友来到景德镇，“我也没想到会呆那么久，更没想到呆着呆着还开了个工作室出来”。
在景德镇，各个釉店都会回收矿泉水瓶用来装釉，价格从几毛到一块，同样是1.5升的润田矿泉水瓶，在浮梁县的湘湖镇只能卖2毛一个，但到了市区就可以卖3毛。“景漂”了四年的陈尔从摩托车上拎起那一麻袋矿泉水瓶，轻车熟路地走进釉店，“如果说卖相机是摄影人的第一桶金，那景漂的第一桶金大概就是卖矿泉水瓶吧”，陈尔笑道。
像陈尔这样的“景漂”不在少数。在官方数字中，2022年有3万外来人口“漂”在景德镇。根据景德镇人口普查数据，过去十年，这座四线小城的人口呈现净流入趋势，与国内大多数四线小城人口流出和减少的现状相反。众多年轻人涌入景德镇，回归到一种“手作”工作室生产和生活方式，有着漫长且丰富的制瓷工艺传统的景德镇便成了他们理想的试验场。
像往常一样，郑师傅一早就忙碌了起来。陈尔骑着自行车爬上雕塑瓷厂后门的半坡，就看到郑师傅拖着一车素坯观音像从旁边的小巷子里出来，旁边还有人帮他稳住板车车身，出巷口，上大路。附近工地施工让本来就很窄的巷子更难走，天色越来越暗，乌云低垂，看上去又要下雨了。
像往常一样，陈尔跟郑师傅打了声招呼。师傅笑了笑，回了他一声，但是没有抬头。他一直盯着板车，想推快一些，好避开大雨。
像郑师傅这样上了年纪依旧靠着给人拖坯为生的板车师傅在雕塑瓷厂内就只剩下三五个。郑师傅每天一大早就来到厂里，如果还没有活儿，就一个人坐在路边或者某个商铺门前，用贴身携带的收音机听会儿赣剧或者新闻。
雕塑瓷厂门口有一块大牌坊，上书“雕塑瓷厂”几个大字。进门是一条倾斜的坡道，距大门不远处有前国家领导人题写的牌匾。这里原本是一家国营陶瓷工厂，厂内散落着烧制陶瓷的小窑炉。这个几公里见方的老瓷厂就是师傅们工作和休息的场所，楼上楼下的作坊或者工作室都是他们的熟客，客人的上班时间就是他们的上班时间，这厂子也几乎是他们唯一熟悉的地方。他们原本是这个厂子里干了十几年的老职工，改制后依旧做着相同的事情，只是因为没了保障，必须不停地接活儿，怕没有活儿干。
这些板车师傅的雇主除了仍做着“传统”神像和偶像人物的老职工外，更多的就是那些独立工作室里想利用当地技艺实现新想法的年轻人们。郑师傅说，雕塑瓷厂设施老旧，硬件条件差，至今还会停水停电，但因为瓷厂的整体氛围好，“在这儿做陶能聚起人”，又有能搭伙合在一个窑里烧制的公共窑，因此也成为了一部分年轻人工作室的聚集地。
这些年轻人们就是过去十几年从其他城市陆续来景德镇形成的“景漂”一族，包括不少来自其他几个国家和地区的陶艺作者。虽然这是一个很复杂且流动性很强的群体，但是他们集体创造了一个正在形成中的“当代陶艺”的范畴。他们利用新的思想和市场资本，更新甚至颠覆既有关于陶艺的审美与定义，这其中不乏争议，但改变终究是常态。
这是一个很难被概括定性的年轻群体，“陶艺家”、“陶艺作者”、“陶艺工作者”、“艺术家”……外界对他们有太多想象，陈尔对这些标签的回应是“随便怎么说吧，总之是一群爱玩儿泥巴的人，小时候玩儿，现在又接着玩儿”。
陈尔在意大利学的是装饰艺术品设计，求学期间他接触过不少材料，包括木雕、大理石、羊毛等，但唯有“泥巴”让他有了蓬勃的创作激情，在陈尔眼中，泥土是一种很包容的材料，能原谅创作者的瑕疵和错误。当身体和泥土相触时，创作的灵感会在手指收放间迸发。
在陶瓷的制作的步骤中，会遇到很多变数，不同产地的材料、产业链、烧制火候和时间，以及天然材料在烧制过程中出现各种的反应等，都会给烧制结果带来各种可能性。陈尔迷恋这种“开盲盒般的不确定性”。
谈及创作氛围，陈尔直言“景德镇对咱们这些做陶的人来说，简直是一个顶配版的游乐园”。在景德镇制瓷的每一个步骤都有很多专业的从业者：泥土、釉料、拉坯、修坯、上釉、画工、烧窑、开窑、板车师傅等等，“制瓷环境非常舒服，只要你安排妥当，每一个环节都可以衔接得很顺畅，关于材料的选择也十分便捷快捷，泥店、釉店、工具店、素坯店都在同一个街区，而且给的都是最低价格”。
串门是“景漂”们的常态，从雕塑瓷厂的大门走到工作室，一路上陈尔不停地打招呼，“这里有非常多的工作室，大部分是陶瓷、雕塑、绘画类的，主理人基本都很热情，你去和他们聊陶瓷、聊艺术，他们会很欢迎你，而且景德镇还不禁摩，这对我这种爱骑摩托的人来说，太着迷了”。
2019年，陈尔第一次踏上景德镇的土地，呆了五个半月后，决定开一家工作室，但不同于想象中的潇洒，工作室在成立之初遇到了不少问题，除了需要研究各种工艺和材料特性、完成作品，还需要想办法把做出来的东西卖出去，形成一个良性循环，任何一个环节出错，对于单打独斗的工作室来说，打击都是致命的，因为那意味着没收入，所有东西都要自己“买单”——“做了以后才知道，若不是对陶艺真的喜欢，其实是很难坚持下来的”。
为了让工作室生存下去，陈尔开通了自己的社交账号，对陶艺作品进行展示和售卖，还开设了维持的时间从一周到三个月不等的陶艺课程。陈尔把来工作室学习陶艺的人们叫做“伙伴”，他认为这不是单方面的技艺教授，而是双向的学习，“经常来一些各行各业对陶瓷或者对泥土感兴趣的人，他们又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东西结合到他们的专业和他们的工作中，这样一个时间段你就会有一个新的认知，这是单靠自己很难有的突破”。
2002年出生的李明玥是陈尔工作室的学徒之一，原本计划趁着休假从上海来景德镇游玩一周的他，呆到第七天发邮件向公司辞了职，高强度的工作让李明玥的身体和心理都到了崩溃的边缘，“但来景德镇之后，我的精气神都回归到了一个相对平衡稳定的状态，就想着不如就先休息一阵子”，而这一呆，就已经三个月了。
李明玥对景德镇的第一印象并不好，“又破又乱，和社交平台上看到的完全不一样”。景德镇的夏天气温高达40度，再加上每个电窑、气窑、柴窑，都是上千度的高温，街上全是粉尘和湿气，“粉底液在脸上几分钟就挂不住了，我当时差点扭头就走”。三个月后，李明玥却丝毫不吝啬对景德镇的褒奖之词，她认为景德镇同时具备了四线城市的生活成本，和一线城市的兼容并包，同时还是“陶瓷艺术的耶路撒冷”。
李明玥笑称自己是“从互联网女工变成了做陶女工”，来景德镇之前，她是美甲店的常客，自从开始学做陶艺，再也没留长过指甲，几乎每天都穿着皱巴巴的深色衣服，“深色耐脏嘛，就算沾了泥巴也看不出”。
不同于在“景漂”之前就对陶艺颇为喜爱的陈尔，李明玥在来景德镇之前，从未接触过陶瓷，“开始的时候确实没那么喜欢，来了之后才慢慢了解”，谈及留在景德镇的原因，李明玥直言，“其实比起对陶艺的喜爱，更吸引我的是这里的节奏，做陶像是一种对生活方式的践行，是以陶瓷为契机去认识志同道合的人。我现在的目标是捏出很多漂亮的花瓶来”。
李明玥在第一次观看柴烧的时候，遇到了“景漂”九年的孙雨潇。柴烧，顾名思义，指的是以薪柴为燃料的陶瓷烧成方式，其实理论上来说，气窑或者电窑都比柴窑稳定，而且气窑的釉面更亮，最重要的是成本低、产量高，但至今仍有不少人坚持烧柴窑，孙雨潇就是这里面之一。她对此给出的解释是，柴烧的瓷器具有油润性，松木燃料能对瓷器起到滋润作用，并能烧制出白里微泛青的瓷胎效果，使柴窑瓷器有着白如玉的独特风格，而且在出窑之前没人能提前预判成品如何，“是一件费时费力但很有意思的事情，每次出窑都像是感受了接生的喜悦”。
柴烧通常要三到五天时间，期间需一直有人守着，至少两人轮流值班，控制时间和温度关系，尽可能让窑内温度保持一致，因为多数情况会出现温差，这就需要不停调整投柴量和进气量。何时该做坯体还原，何时该做釉面还原，这些都要专业知识和经验。在孙雨潇的指导下，李明玥投了一次柴，才接近窑门，她的脸瞬间被烤得通红，红光刺得她睁不开眼，她试图瞄准位置，但眼泪流个不停，“过了三四天，眼睛还有点畏光”。
高温釉面还原的时候，需要关掉烟囱下的闸板投柴，窑内火焰会往外窜，这样一个时间段的投柴更具考验，孙雨潇仍旧快速将柴投了进去。烧窑的时候，孙雨潇特别专注，不看手机，也几乎不说话，“我的朋友们都知道，如果我短暂失联了，那大概率就是烧窑去了”。
孙雨潇和同伴一起开的柴窑工作室，时常会有许多陶艺人拿自己做的东西过来搭烧，大家一起交流柴烧工艺，一同帮手搭窑，见证封窑，点火之前郑重地敬拜窑神……点火之后的夜晚，大家通常散落在窑房的角落各自继续做事或休息，空气静谧，做陶需要静心等待。
在孙雨潇看来，这就是景德镇，千年之前就已经是瓷都，传说中的制瓷72道工序依然在不同的手艺人中间有条不紊地代际流转，许多人终其一生只做其中一道工序。在对制瓷一窍不通的时候，孙雨潇找遍了景德镇每个工序上的师傅，往往她急得跳脚，师傅却不急不慢地在躺椅上假寐，“你去看吧，景德镇的陶瓷店里，基本都是没挂钟的”。
九年时间里，孙雨潇见证着景德镇的变化。很多老作坊拆迁、搬移，也有更多的青年艺术家、国外艺术家愿意来这儿定居或驻场，景德镇越来越国际化和商业化。而作为“景漂”的一员，她偶尔也会怀念以前有泥泞小路的景德镇，“那时候没什么游客来，大家都闷头做陶瓷，很质朴，当然也没多少‘景漂’，现在景德镇变成了一个比较网红的地方，来的人多了，我们赚钱的机会也多了，这当然是一件好事，但还是想保有那一份最初的纯粹”。
在孙雨潇找师傅们学习的过程中，她时常产生一种“割裂感”——同一条街道，甚至同一个窑房，一帮老师傅在做最传统的陶器，一帮年轻人在做极具实验性的陶瓷艺术，她曾经对这样的割裂感到迷茫，自问这样的创新是否是对传承的亵渎，而如今她给出的回答是：“非常理解中国人做陶艺会莫名其妙地有一种传承的使命感，但做陶也是一门艺术，艺术应该是自由自在的，况且这未尝不是一种在传承基础上的发展。”
雕塑瓷厂原美术研究所（简称美研所）成型车间经改造后变成了“每盐所”，这是一个艺术分享空间，酒、茶、咖啡、展映、作品寄售、二手市集、沙龙讲座、不插电live等，都在这里呈现。
曾乐芹是每盐所的店员，她的日常工作是和感兴趣的客人聊聊店里的作品、收卖器物、给寄售的作品打包，以及制作饮品和甜点。虽然依靠售卖作品盈利，但每盐所的主理人却并不将这里定义为“买手店”，曾乐芹介绍说，每盐所的形式是先和作者交朋友，先看人行不行，再决定要不要把器物带到这个空间。因为创作者可能只喜欢自己做东西，但并不擅长销售，每盐所想创造一个空间以展示这些作品，顺带为创作者带来一些收入。
来景德镇之前，曾乐芹在无意中刷到了每盐所主理人拍的纪录片，“觉得这应该是个很有意思的地方，这帮人应该是和我同频的”。在此之前，曾乐芹一直在寻找“一件自己能一直做下去的事情”，从制作巧克力，到咖啡师、花艺师，再到去美术馆打工，每发现一个感兴趣的职业，曾乐芹就会去尝试，从天津到上海，再到景德镇，她也在辗转中体会了不同城市的节奏。
不同于陈尔、孙雨潇这样坚定留在景德镇的人，曾乐芹坦言“能不能做很久，这我不能够确保，我只是想通过做自己最喜欢的事，相对快乐地生活”。在每盐所做店员的同时，她还喜欢上了做手捏陶瓷，在她看来，喜欢“景漂”生活的人在性格上有着某种共性，“都是喜欢慢生活的人，做陶需要很多很多的耐心去磨练，也需要勇气，在不确定中做新的尝试和决定”。
曾乐芹认为社交平台将“景漂”渲染得太具有乌托邦色彩，“做陶是一个生活化的过程，不需要把它看得多么高大上，有的人会把不去上班来做陶艺想得非常美好，实际上就是喜欢而已，只是单纯想做陶而已，没那么乌托邦，只是这样的一个东西选择的人比较少，所以好像很理想化”。
和曾乐芹相似，95年出生的潘与闻也并没有将景德镇看作自己“漂”的最后一站。走进潘与闻租的工作室，依旧是毛坯房的样子，布置比较简陋，两个大箱子挤在拐角处，晾衣架、置物架都是简易可拆卸的，似乎屋主随时有可能拎包走人。工作室楼下是一间类似于工厂的窑房，木楼梯吱呀作响，工作室窗外是一圈低矮老房的屋顶，夏天有野猫趴在上面晒太阳。
不同的是，潘与闻并不做陶，而是一名摄影师和纹身师。比起“漂泊”，她更喜欢用“流浪”这个词来描述自己的生活状态，在她看来，“家”的定义非常模糊，来景德镇之前，她在成都和各呆了两年，“有时候觉得，在哪儿生活好像都一样，但景德镇确实有它独特的魅力，怎么说呢，我觉得这里的人特别有学生气，生活也最简单”。
在景德镇，潘与闻找到了肆意洋洒的创意和行动力。虽然不以陶艺为生，但潘与闻很喜欢和做陶的朋友们聊天，也经常去周围的陶艺工作室串门，在她看来，陶瓷艺术中的元素能够给摄影和纹身以启发，景德镇对艺术创作者的包容度也让她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
当然也有“景漂”后离开的人，庄令夏就是这里面之一，她用“人生节点”一词形容自己在2022年跨度5个月的“景漂”尝试，虽然早已离开，但提及景德镇，她依旧不吝褒奖之词，“总之我觉得景漂是在自由与不自由之间的一种生活吧，景德镇确实是包容的，给我创作的可能，但同时它也是残酷的，做陶的人那么多，要想把作品卖出去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初到景德镇的庄令夏，和李明玥一样，也报名了一家工作室的零基础陶艺课程，初学的两周，庄令夏觉得“太有意思了，每天都能学到新东西”，但逐渐进入作品创作阶段后，她第一次深刻地感受到了自己艺术细胞的匮乏，看着几位同期学员兴致勃勃地捏陶、绘画、烧制，庄令夏不是在发呆，就是在手忙脚乱地修补陶器烧制后的裂缝，她坦言，“我好像没那么多创作的激情，也没太多美术功底，所以到后期就有点落差感”。
由于庄令夏十分喜爱景德镇的慢节奏生活，加上疫情带来的不确定性，陶艺课程结束后，她依旧跟着工作室做驻场，即工作室提供场地、工具和物料，自己购买釉料和部分泥巴，烧制可以在工作室单独包窑烧（一个窑专烧一个人的陶艺作品），也可以拼窑（但拼窑需保证自身的东西不会炸窑，否则就要赔钱）。
做了2周驻场后，庄令夏便跟着朋友们一起去工作室旁边的市集摆摊，从布置摊位时的兴奋，到几乎无功而返后的落寞，第一次的摆摊让庄令夏开始焦虑和迷茫。童年落难，而后漂泊的经历导致庄令夏生活、做事一直都很小心，好友们的天马行空，让她钦佩又羡慕，初次摆摊后，她不断自问怎么样才可以找到个人风格，为此，她在工作室日复一日地尝试，泥巴成型又回拢，经过近两个月的努力，她将毛衣编织和陶艺融合，烧制出独具特色的一批作品，而“毛衣”这一物件，也凝结了庄令夏儿时最美好的回忆。
比起之后在摆摊时的大受欢迎，庄令夏更珍视的是在驻场的最近一段时间里，她所追寻到的自我。她认为正是这段捏陶的日子，让她静下心来回溯了自己前31年的人生，而灵感的到来和市场的欢迎，则给了她前所未有的自信。庄令夏坦言，她从未想过长久地留在景德镇，“因为家里还有老人要照顾，我也需要再继续赚钱，毕竟现实来看，在景德镇要想只靠做陶拥有相对来说比较稳定可观的收入，还是很难的”。
在庄令夏看来，“景漂”的十个人里，可能就有六个设计师、两个画画的和一个学雕塑的，非艺术行业从业者要想在这样一帮人里寻找自我做陶的出路，是需要勇气的。离开景德镇回洛阳后，庄令夏仍旧经常在各个社交平台关注着“景漂”们的生活状态，还加入了一个聚集了曾经的“景漂”们的群聊，问及其他人为何结束“景漂”，她一口气总结出很多可能性：“最现实的是没钱了，或者玩腻了，也有人受不了三线城市的物质条件，有的人觉得这里节奏太慢，或者家里出了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离开的人会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反而是留下来的那些人，他们的追求应该是大抵相同的。”
1998年，著名陶艺家李见深教授在三宝村的四家里筹建了三宝国际陶艺村，邀请国际艺术家驻场，举办陶艺研修院，举办国际当代陶艺展等，使这里成为景德镇陶瓷文化对外交流的窗口。
从三宝国际陶艺村继续往山里走，道路两旁散布着陶艺家的工作室，其中有不少是年轻的陶瓷创作者，与雕塑瓷厂的社群不同，他们在这里过着隐居式的、独立的创作生活。从三宝村远眺，是云雾缭绕的青山，近看每家每户的小花园，屋檐上镶嵌碎落的陶瓷片，门前摆放着高低错落的陶瓷盆。
陈音和樊涛已经结婚8年、“景漂”12年，育有一儿一女，在来到景德镇之前两人还在北京“北漂”过4年，但他们如今已将景德镇视为家乡，认为完成了从漂泊者到“新景德镇人”的转变，“心安之处是吾乡，我们觉得景德镇就是让我们心安的地方”。
陈音和樊涛都是所谓的“斜杠青年”，同时拥有民宿主理人、陶艺创作者和珠宝设计师的身份，他们的民宿和工作室都开在三宝村。喝水只用自己做的杯子，餐具也是自己烧的，他们住在山里，用家里多出的两间客房做了民宿。二楼有两间客房，一间书房，一间小茶室，一楼是工作室、展厅和一间咖啡房，土灶是樊涛砌的，凳子和橱柜是陈音改造的。
之所以在景德镇留了下来，乐天市集是很重要的一个因素。“乐天市集”全称“乐天陶社创意市集”，是一个在艺术家兼策展人郑祎的筛选下孕育了3500余位手作者的文艺聚集地。从最初11人的“地摊时代”走到今天入选率不足30%的“帐篷时代”，创意市集在15年间用作品质量构筑了独特的品牌效应。
第一次逛乐天市集，陈音和樊涛就爱上了这里的氛围：开放的创作环境，自由贸易的平台，任何人都可以凭借作品崭露头角，于是就这样留了下来。而之所以选择将工作室和民宿设在三宝村，则是因为两人都喜欢清净，“小时候读了金庸的书，就一直有个隐居的梦想”。
景德镇的雨季漫长，院子里的桃花纷纷落下，春雨细细密密地打在屋檐上，混杂着米饭的香气。陈音和樊涛很珍视现在的生活，经常是陈音在打磨首饰，樊涛在捏陶，同处一个空间却各自做着喜欢的事。
然而，从两个人到四口之家，孩子的教育也是作为父母避不开的问题。虽然陈音和樊涛对现在的生活非常满意，但住在山里，孩子上学路途较远，夫妻俩计划在两个孩子上初中后搬到市区，山里的房子留作民宿和展厅使用。两个孩子从小就看着父母设计和制作器物，耳濡目染之下也对艺术表现出了浓厚兴趣，但是陈音和樊涛仍希望给孩子们保有更多生活的可能性，“也许他们长大之后会想要去其他城市闯荡，或者不做艺术相关的工作，这些都可以，但至少在他们现在这个年纪，我们大家都希望能够给他们一个快乐的、和自然以及艺术亲近的童年”。
陶溪川距离三宝村约十分钟车程，也是陈音和樊涛常去摆摊的地方。陶溪川是由原国营十大瓷厂之一的宇宙瓷厂改造而成，于2016年开放，在这里摆摊的，有很大一部分是各个美院毕业的学生，再有就是“景漂”们，基本都以售卖陶瓷作品为主，毕竟在景德镇通过陶瓷创业，是相对容易的选择。
在樊涛看来，陶溪川是一个“新旧融合”的地方，在这里依旧保留着50-90年代各时期的历史遗迹，比如独具特色的锯齿型、人字型厂房，高耸的烟囱、水塔，不同时代的老窑炉，各种工业化管道，以及墙上的老标语、青苔等，与此同时，原本的原料车间成了陶艺体验空间，成型车间变为非遗、传统手工的体验地，烧炼车间摇身一变成了美术馆、博物馆和年轻人聚集的创业造梦空间……
陶溪川的周末集市每周五、周六在街区广场及主干道开市，占地9000平米，每次都有数千名“景漂”创业青年参与，每月进行报名和重新筛选。客流量不是特别大的时候，樊涛总是会和来摊位的客人们聊聊作品的创作灵感，“网购的话和买家是没什么交流的，尤其是在疫情之后，我更加珍惜这种摆摊的经历”。
和景德镇人气渐长所对应的，是“景漂”人数的持续增长以及创作者们竞争压力的增加。陈尔称自己是“最后一批没那么卷的景漂”，受疫情影响，在景德镇做陶的创作者们纷纷将线上售卖的渠道打开，用陈尔的话说，“现在景漂人均都是小红书万赞博主”，不论是每盐所这样带有集聚性质的器物展售店，还是孙雨潇、樊涛这样的个人陶艺制作者，都采用了线上线下结合售卖的方式。
除了个体直播，陶溪川还建立起一个更具规模化的直播基地，旨在通过“网红+电商+直播+集群”的模式整合网红主播资源，改变景德镇当地手艺人传统的线下销售模式，拓展线上市场。
江杏就是在直播基地工作的一位主播，“景漂”一年，让她对直播带货这件事越发轻车熟路。不同于陶溪川充满怀旧气息的老厂房，直播基地一到晚上就被各种补光灯、麦克风、支架等填满，年轻的主播们对着镜头熟练地介绍着手中的产品，“要这个的扣8”，“对，这个是釉下彩的”，“小黄车一号链接哦，现在付款明天就发货”……和其他主播一样，江杏的语速很快，展示商品、回应直播间的提问、报价、确认，第一天直播，她就卖出超过1500元。
江杏直言，最开始，她只是恰好找到了这么一个和陶瓷相关的工作，当时她并不太在乎创作者的理念，也不是很清楚做陶的工序，“但我要和看直播的观众介绍嘛，就慢慢了解，现在也能说出点所以然了”。但江杏对“景漂”身份的认同仍比较模糊，在她的印象中，似乎只有来景德镇做陶的人才能被称为“景漂”。
陈音和樊涛对这样的商业化浪潮抱有一种矛盾的心理，一方面，“网红城市”、“打卡集市”、“青年艺术家社群”等颇具吸引力的标签，以及网红直播、MCN机构从广州、北京、杭州纷至沓来，名家、手作个人、企业电商同时挤入赛道，让景德镇焕发了新的生机，对于个体创作者而言也代表着机会的增多，和收入的增加，但另一方面，他们并不希望景德镇变成一个商业化气息浓厚的地方，“可能有点杞人忧天了吧，但商业化怎么和这里的匠人传统结合，也许是未来的一个努力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