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镇，这座让人在第一时间想起陶瓷的赣东北小城，在1700多年陶瓷工业历史的深厚底蕴中孕育着新的商业繁荣。时光之中，我们穿行在景德镇悠久的瓷器工业文明和历史深处，追寻着这座千年瓷都的辉煌与荣耀，兴衰和起伏。虽然这些慢慢的变成了历史，但它哺育了一代又一代景德镇人，甚至繁衍了无数陶瓷工商业传奇。而且这些历史，还将（甚至永远）影响着景德镇乃至中国的陶瓷工业。
今起，本报推出大型专题策划“景德镇蜕变系列报道”，通过平静梳理、中性叙述来透视景德镇这座陶瓷“工厂”。我们不会对某项技艺过度赞美，也不会对一些人和事进行追问，我们更不会对景德镇陶瓷本身进行过多的描绘。就像看一部纪录片一样，没有一点感彩和主观意识地对景德镇陶瓷工业进行客观铺陈。
而将景德镇看成是一个陶瓷工厂，这看起来挺新鲜，挺有意思。但当我们追寻景德镇陶瓷的近代发展历史之后，却发现已经经历1700多年风雨的它仍然历久弥坚……
从数百座到100座，再到200座和后来的50座，这些窑炉数字的变化曲线让我们正真看到了景德镇陶瓷所经历的兴衰和跌宕起伏。然而，这只是一个缩影，因为在这一些数据的背后，景德镇还曾经燃烧着数以千计甚至没办法统计的家庭作坊梭式窑（注：上述数据系不完全统计）。
康熙年间，有一位法国传教士曾写过一段描述景德镇的文字，大致为：昌江河两岸，日夜火光冲天，数百座窑炉昼夜不息地在燃烧……
从这段文字我们有可能可以看出当年景德镇陶瓷已经很兴盛，而事实上，明清时期的景德镇陶瓷的发展的确是鼎盛时期，就像那位法国传教士所说的那样。据景德镇市瓷局有关负责的人介绍，在明末清初的时候，景德镇已经有10万人从事陶瓷及相关工作。解放初期，景德镇的窑炉大约不到100座，80年代末90年代初期，窑炉数量又增加到200座以上。1995年以后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之后，景德镇的国营瓷厂纷纷改制和划小承包，窑炉的数量锐减到50条左右。
“当然，这里所说的窑炉是指有一定规模的，并不包括家庭作坊式的梭式窑和小土窑。”该瓷局负责人补充道。
从这些一直在变化的窑炉数据看，景德镇的陶瓷行业的确经历了几代兴衰和跌宕起伏。在这一些数据变化的背后，其实还有一个庞大的数据我们根本没办法统计，那就是家庭作坊生产用的梭式窑。“这些占地面积小、效率低的梭式窑至少也有个三四千座吧，因为在景德镇绝大多数家庭都具备了原料调配、制坯、上釉、烧制甚至手绘的陶瓷整套制作技术，景德镇曾经遍地开花般诞生了数千个家庭瓷器作坊。”曾经是家庭作坊业主的熊师傅告诉记者。
两位在民间被分别誉为“活字典”和“死档案”的普通老工人，在多数人不愿意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将记者领进家中，细述了景德镇陶瓷窑炉建设、改造的进程，通过这样的进程向我们勾勒了景德镇陶瓷工业发展、进步的简单曲线岁的许英年是景德镇陶瓷工业的两位普通老工人。但是他们在民间却被称为景德镇陶瓷工业的“活字典”和“死档案”。因为前者是个记忆力超强的老人，虽然已经80高龄，但讲起他一生所经历过的景德镇生活，几乎不假思索，娓娓道来，而且层次分明。后者许英年老人则因为从1950年开始收集关于景德镇陶瓷的所有文字、数据资料而在民间得名“死档案”，并多次被当地媒体、政府授予保护和传承历史资料的嘉奖。
在许英年位于江家下弄86号的那间破旧的老民房里，珍藏着数百本（件）关于景德镇陶瓷发展的历史资料，小到当年的文件、通知、奖状和笔记本，大到早年的陶瓷年鉴、发展简史，细到当年所有陶瓷厂的年产值、利润率和员工数量等数据，许英年只要一打开用红绸子捆着的各类纸箱，基本都能找到。
生于1929年的余昭玉，10多岁开始在工地做建筑工人，25岁那年，他开始从事陶瓷窑炉工作，直到退休。余昭玉和记者说：“我开始做窑炉的那一年，很多人都说我运气好，找到了一份技术活，还能够做一辈子。”显然，一份窑炉工的职业在那个时代是非常有地位的，那时的人们似乎把陶瓷产业看成了是一个非常吃香而且永不停息的大产业。
曾经出差到佛山、淄博等地考察窑炉建设的余昭玉虽然没有在数量上给我们介绍窑炉的变化，但他却在窑炉改造的进程上，给我们勾勒出了景德镇陶瓷发展、进步的曲线年景德镇就慢慢的开始做煤气发生炉，后来在1958年建设了约200多座圆窑（北方人称包子窑），但这些窑需要很多人工去维护和工作。1965年，景德镇开始大建隧道煤窑，并从此首次实现了节煤50%、人工减少2/3的效率增长。“这些窑炉起初是从日本、捷克引进，1970年以后各厂响应政府号召减少污染，开始在窑炉公司帮助下，将这些隧道窑的其中一段做改造，从煤窑变成油（重油）窑，虽然污染小，但是成本上升了很多。”余昭玉说。1984年国家对环保要求日趋严格，轻工部开始鼓励景德镇陶瓷产业推行“（煤）气窑生产”，并由此促成了景德镇焦化煤气厂的成立，集中供气给各陶瓷厂使用。
余昭玉印象最深刻的就是1985年，光明瓷厂从德国引进了第一条也是唯一一条先进煤气窑。余昭玉说：“那条进口窑炉无论从节能、高效和环保上都是国内窑炉所不能够比拟的，不过它的价格很贵，大约是130多万美元，因为当时是计划经济，上面要求所有陶瓷厂将出口退税获得的美元集中上交，帮光明瓷厂从德国购买窑炉，然后各个厂效仿该窑炉做改造生产，这样便节约了很多钱。”
景德镇陶瓷的鼎盛时期就是研发青花瓷的明末清初时期。此外的二十世纪八、九十年代，是景德镇陶瓷又一次兴盛时期，那时，曾经有人主动放弃在邮电部门的工作，选择到陶瓷厂上班。尽管这只是个案，但的确反映了陶瓷在那个时代对景德镇人就业和生活的影响。很多人说那时候陶瓷厂的福利待遇甚至超过了微型汽车大王昌河公司。景德镇市经贸委副主任罗军和记者说，青花瓷器是景德镇陶瓷的骄傲，也是景德镇陶瓷辉煌的一个重要缩影。而研发出青花瓷的时代就是明末清初时期，那时候的景德镇就像本文前面提到的法国传教士所说的那样：“昌江河两岸，日夜火光冲天，数百座窑炉昼夜不息地在燃烧……”后来随着清朝末年政府的衰败，景德镇陶瓷工业的发展开始放缓，特别是在民国时期和后来的八年抗战及解放战争时期，进入了一个快速衰退周期。直到1949年建国以后，解放初期的景德镇陶瓷工业开始得到了恢复，国家开始计划对景德镇陶瓷工业的整合，像红旗瓷厂、光明瓷厂等十大瓷厂陆续筹建并投入运营，造就了景德镇陶瓷的又一个兴盛时期——80年代末90年代初。
景德镇市邮政局广告公司总经理刘敬波给记者讲了一个挺有意思的故事：在80年代末90年代初，中国的邮电部门应该算得上是一个非常好的单位，但是却有一些职工主动放弃那份工作，要求到国营陶瓷厂上班。“这还在于当时景德镇陶瓷厂非常红火，福利好，名声大，几乎超过了很多职能部门。”刘敬波说。
一位姓张的师傅和记者说，：“那时候我们在陶瓷厂的工资比多数单位都要强，很多人被分配到政府或职能部门都不太愿意，就连昌河这样的知名大企业都不如我们陶瓷厂的福利好。”说这些话的时候，张师傅一脸兴奋自得的表情。但很快他话锋一转，“不过后来就不行了，到我退休的时候，我已经下岗好几年了。”
张师傅和记者说他是三年前从一家国营瓷厂退休的，退休前的四、五年时间里，他也是一个下岗工人。但当记者问到为什么下岗的时候，张师傅似乎自己也搞不清楚，一脸茫然和惋惜的表情。随后他咕哝了一句：“好像就是在一夜之间发生的事一样，一切都很平静，但又很突然。”
记者后来从景德镇市经贸委了解到，张师傅的经历正好跨越了一个分水岭：国有企业转制。80年代末90年代初景德镇陶瓷最辉煌的时候，张师傅享受了那一段福利好、荣誉感又强的国营瓷厂工人待遇，但是1995年开始，景德镇陶瓷企业和各地国有企业一样，因为计划经济体制的制约，对市场反映迟钝，未能融合市场需求，开始步入新一轮衰退时期。随后大规模的转制浪潮开始席卷全国国有企业，景德镇陶瓷也面临着股权、资产和利益的再分配。张师傅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坚持到最后，仍然逃脱不了下岗的命运，而像张师傅这样的工人，在景德镇陶瓷行业更是数不胜数。
一个足以令普通工人在多年后仍然引以为豪的时代，一个曾经拥有产销产销两旺的十大瓷厂的景德镇陶瓷，为什么从上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的兴盛走向了后来的衰败？随着记者的采访深入，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两种体制的冲突给了我们一个强有力的答案。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战乱中蛰伏了数十年的景德镇陶瓷因为新中国的成立和大解放，迎来了新的发展机遇。那时候刚刚被设为江西省直辖市的景德镇开始将“振兴陶瓷工业”定为发展趋势，在国家、省、部等各级政府、部门的支持下，开始整合已经支离破碎的民间陶瓷厂，统一规划新一轮的发展方案。从1949年创建建国瓷厂开始的10年内，景德镇先后创建了光明、艺术、红旗、红光、建筑、东风等十大国有瓷厂。景德镇市经贸委副主任罗军和记者说：“那时候是计划经济，这些瓷厂的先后创建，都是由国家计划好，哪些厂生产什么产品，哪些厂专供出口、哪些厂做内销都是有明确规定的。而且从产品的样式、生产、价格、销售渠道和用途等都是有严格规定的，不能轻易改变。”
老工人余昭玉和记者说，计划经济时期，新华瓷厂、景兴瓷厂等工厂被国家计划列为民用瓷厂，它们生产的所有瓷器专门供应给国内的需求，而其它的一些工厂则专门负责出口产品的生产，这样一来，每个厂的赢利能力和机会都被“计划”好了，负责出口的瓷厂因为价格高和市场大，都非常红火，由于国内市场有限、国民消费能力相比来说较低，导致内销的企业业绩平平甚至亏损。“不过像新华、景兴等一些内销的企业是国家允许亏损的，因为它们的一切都是国家计划好的。这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大锅饭’，只要你依照国家计划去生产、按照计划好的供应渠道销售，工资、福利等照样享受，而不是看效益好坏来分配。这些亏损的内销企业将由赢利的出口型企业来填补资金空缺。”余昭玉说。
罗军和记者说，计划经济中的陶瓷厂只负责生产，销售则是由江西省陶瓷销售总公司和江西省陶瓷进出口公司分别负责内销和外销，生产任务的安排则由江西省陶瓷工业公司统一下单。“这样一来，也决定了景德镇陶瓷厂只是单一生产性企业的性质特征，产品的研发和销售被计划分离到其他国有部门负责。以至于这批企业因为研发和销售能力不强，在后来的市场经济中出现‘水土不服’和衰败的现象。”
“但是咱们不可以否认计划经济在上世纪为景德镇陶瓷工业的发展带来了新一轮兴盛，并使之得以传承。”罗军补充道。因为当时国家的统购统销、统一生产规避了很多社会矛盾，特别是扩大了就业，在短期内使景德镇陶瓷得到快速发展。
江西省社科院经济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对记者表示，因为计划经济和国有企业的体制较为固化，在社会经济取得重大发展之后，它根本不能够满足市场的消费需求，花了钱的人产品的款式、花色甚至大小都有不一样的喜好，而“计划内生产”的模式正好违背了这一市场经济的需求，最终景德镇的陶瓷厂在1995年左右开始失去竞争力，特别是在靠近沿海地区的潮州陶瓷企业及时改制、迎合市场需求作出调整之后，已经深陷固化模式的景德镇陶瓷企业更是受到多重压力和制约，总体规模和经济总量开始急剧下滑。
那么，在这样内外交困的局面下，景德镇陶瓷的出路在哪里？它能否在市场经济中扛起中国陶瓷工业的大旗？现在的景德镇陶瓷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局面呢？带着种种疑问，记者又走访了景德镇市有关部门，本报下期将继续推出“景德镇蜕变系列报道”之《景德镇，重振瓷都雄风》。（毛国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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